[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夏燕靖:挖掘整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价值和意义(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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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整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访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

2016年10月28日 10: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清俐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项目《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日前,夏燕靖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着重谈论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研究问题,他认为:在当代艺术学理论语境下,挖掘整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现实意义可谓重大。其突出点就在于,通过挖掘整理中国数千年来蕴藏在独特艺术活动之中的古典艺术理论,有助于充实并完善有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使古今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突显出“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

  记者:有人认为,艺术学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其现代学科意义上学科体系和学术理论源于西方。您如何看中国千百年来在独特的艺术创作与文艺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古典艺术思想与理论?在当代学术界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的视阈下,请您谈一谈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和阐释的重要性。

  夏燕靖:就我国现行学科体系而言,的确是从近代引入西方和日本新式教育逐步构成的。然而,学科概念比较复杂,深入分析也有中国自己的形态特征。比如说,我国当今学科发展更多考虑的是基础研究领域的拓展,应用研究领域的覆盖,高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交叉渗透融合需要等。自然,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依据确有如此。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后,其下设有五个一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我们谈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艺术学理论学科。问题先是出在这个一级学科的命名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命名争议颇大。概括来说,就是无法与西方学科概念形成对应,以至有学者认为我国设立这样的学科依据不足。长话短说,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对西方艺术学形成历史的误读;二是学科自信不足。仅就前者而言,艺术学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这是典型的理论学科,被誉为是近代以来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只不过到了20世纪初叶,西方学界逐步将此学科移至艺术史学科,自然就在当今西方学科名目中消失了,这并不奇怪,可说是西学发展所至。但奇怪的却是我们自己,似乎没有了西方学科坐标为参照,就找不到北。于是乎,学界有人主张要按照西方学科制度更改为艺术史学科,建议撤消我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那么,问题来了,在该学科属下并列的其他几个二级学科如何归类,如艺术理论、艺术美学、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还有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艺术经济学、艺术人类学如何放置呢?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酝酿,其实与西方时差并不太大,同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考据来看,“艺术学”的名称在我国初始出现于1922年,即商务印书馆出版俞寄凡译日本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一书。此后,我国学者多使用“艺术学”这一学科称谓。宗白华从德国留学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即1925年曾以“艺术学”为题做过系列讲演,是纯理论性质的讲演,并留下讲稿,在《宗白华全集》第一卷里收录有两篇。再之后,张泽厚于1933年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艺术学大纲》,对艺术学进行了系统论述。同时期,陈中凡在《大学月刊》发表《艺术科学的起源、发展及其派别》一文。这一时期还应提到蔡仪,他于1942年出版《新艺术论》,以现实主义艺术理论体系为建构目标,成为我国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导向。尽管诸位学者的探索,对艺术学研究体系与方法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但主要是以西方艺术学的基本话语体系来作演绎的,并没有对中国艺术学本身的体系建构提出独特观点。然而,宗白华和蔡仪已经论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存在与特性,这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史学界有句名言,是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是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以为这是说到点上了,在谈论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问题,如果离开或是背离中国话语,可说是无源之水。因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最能体现民族思维的特性,是从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文化肌体上生长出来的,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重要资源。

  首先,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是根植于独有的传统文化肌体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而独特的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例如,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哲学命题从先秦直到晚近始终都在不断发展与变化之中。落实在古典艺术理论层面上,反映的即是从朴素宏观的“天人合一”思想,到细致入微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解说。所以说,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乃具有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方向明确的论理体系。

  其次,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流传有序,生生不息。比如说,先秦乐论可视作是古典艺术理论的萌芽,而到元明清各种画论、书论、曲话和评点之类,可谓体量博大、内容浩瀚、传承不断。因此,探寻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缘起与演进,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落脚点,这里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映古代艺术活动所具有的功能作用与基本价值;二是体现古代艺术活动的显在形式与特定内涵。

  再者,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形成是多民族集体智慧的凝结,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系统,在多次民族文化交往中,在多次民族融合过程中,中华民族广泛吸取其他民族优秀艺术与艺术思想,融合凝练,不仅赋予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全新话语活力,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古典艺术理论体系,而且也给其他民族带去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文化传播力。因而可说,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世界性。

  事实证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不仅是数千年来传统艺术与思想的根本,而且对我们面向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由此可说,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和阐释,不仅是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的落脚点,更是弘扬中华文化与艺术的出发点。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与阐释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目前,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哪些初步的成果?您本人开展了哪些相关的研究?

  夏燕靖: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与阐释,是一项持久而复杂的工作。长期以来文史哲领域的许多学者成果,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经验。具体来说,挖掘工作要删繁就简又不能管中窥豹。如前面说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多散见于云烟火海般的历史著述、笔记、序跋、词话、诗话、曲话、赋话、评点之中,需要从大量史料中去芜存菁。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认为,从中国古典文论、古典诗学、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艺学等领域挖掘与阐释对应观念,并梳理出构成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观念范畴是必要的,具体来说可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历史脉络入手,诸如,梳理出各历史时期比较代表性的文献典籍。如先秦的“乐”是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在礼乐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经》便能够佐证这项综合艺术的表现形式。当然,历代的《艺文类聚》《艺文志》之类艺文思想典籍,更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丰富载体。

  二是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观念构成入手,比如,我国素有诗国之称,从诗经、楚辞、汉赋、魏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戏剧和小说诸论,都是诗性化的阐述理论,特别注重艺术表现、意境创造和主观情志的抒发。将这些具有古典艺文思想及艺术表达观念的理论进行挖掘与拓展,可说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意境说”的源流。

  三是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思想观入手,可以归纳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具有的丰富论说思想与创作经验,这是构成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一大特色。比如说,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关于真实性的阐述与西方不同,西方认为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应与实际生活相一致,作品要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的真实性要点全不在这里,它讲究作者的认识与作品所描写要相一致,也就是强调作品的真实性重在作者的人品与作品的文品相一致。

  四是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内涵性质入手,可寻觅明确的定义作概念。比如,在《艺文类聚》《艺文志》之类艺文思想典籍中,所涉及的“文艺”,其实包含“文”与“艺”两项内容;“文”是指文章(包括诗、赋、词、曲、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艺”是指技艺(包括音乐、书法、绘画、戏曲等艺术形式)。诗与画就是所谓“文艺”所表达的核心要义,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文艺”感觉。

  如此说来,勾勒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框架,并以此追本溯源整理文脉,这从理论构成条件来说,需要理性的贯穿描述。因而,需要借助西学基础理论的归纳方式,建立起所谓的“理论结构”,即由思想、论点和方法诸方面统辖,导引出一系列命题严密的逻辑演绎,构成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的依据和基本思路。

  当然,要做好这项课题,在研究与整理古典文献时,要以多维角度去审视,通盘考虑,要能借鉴吸收其他学科涉及古典艺术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学术上陷入狭隘的境地。也就是说,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科学对待,不作“人云亦云”。如近期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新发现早已失传的《论语?知道》篇。这样的新动向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再有一点,推动和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着力点,应在于理论的义梳理与“当代性”释义,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之,“当代性”突出体现在古今艺术理论的相互融通,尤其是古典艺术理论在当下的新释义。所谓“当代性”,并非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有特别凸显的特征,需要将“当代性”作为一个命题给予关注,明确是针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呈现估价,或者说生命力。

  关于艺术学界在此类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果,我在前期做过调研,这里仅举我的几位学界同事工作来作说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倡导对中国艺术中的传统性专题研究,他在《兴味蕴藉: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及其世界性意义》一文中指出,中国艺术美学传统历来重视艺术品的“兴味蕴藉”品质,这是优秀中国艺术品应有的本土美质,不仅可用于当今热门艺术中“脱雅入俗”和“脱俗入雅”两种极端症候的诊治。而且,在当今世界多元艺术格局中,“兴味蕴藉”的本土美质有助于彰显中国艺术独特性,为世界艺术多元性作出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心峰研究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基础理论作过一系列“超前”探索与研究,倡导加强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应重视对中国传统艺术资源的挖掘整理与当代建构,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不仅要总结传统艺术发展规律、类型及沿革文脉,更要挖掘整理古代艺术理论中的概念范畴、理论命题,并给予现代的、科学的解释,以充实与完善艺术学基础理论体系。在他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夏商周卷》中,对此问题作有宏观层面的综合探究。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主持的国家“211工程”三期“艺术学理论创新与研究”平台项目,十分注重对中国古典艺术资源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同样,在他主持的江苏高校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艺术学经典理论文献研究》,又有更进一步推进,诸如,以专题形式分别对“体式”、“功能”、“风格”、“观念”、“品鉴”等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观念作分类研究。

  我本人是从2010年起,以“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项目落实后全面启动的,六年来我与团队成员先后发表了十余篇阶段性研究论文,求教与同行。去年底课题结项后,又将百万余字的课题著作进行压缩,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今年9月入选文库,我以为这主要是对项目选题的认可。前不久,文库办公室发来五份专家评审意见,写得非常详细,非常中肯。我和团队成员正认真学习逐条消化,希望再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全面修订,完善和提升这项课题成果的质量。

  记者: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学术界有一些争议的声音,比如在阐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时,有学者偏向于用西方艺术学理论、概念“以西化中”,也有学者强调要用中国古典艺术中自身的话语,但也因此面临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对此类困扰,您如何看?未来如何兼顾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和融入国际学术对话的双重任务,而更好的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的挖掘?

  夏燕靖:先举说两则事例,看看能否说得清楚。一则是前些年审读过一篇博士生论文,开宗明义强调,对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形态梳理,可借助西方学术理念找出决定性的关键词,诸如,“主轴”、“重心”、“纽结”等;又提出对《诗经》《论语》《老子》等为主干的古代经典篇目的解读,可采用西学思想史或哲学史进行“经典叠合”,即构成“新经典话语系统”。推出所谓“一般知识”,即“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概念,并嫁接上福柯理论构成其论述系统。文本中由此罗列出“元素”、“单元——观念”等,来对主干经典进行阐释。随后的概念就更多了,比如与西方本体论相关的概念悉数登场,始基(principle)、存在(being)、生存(existence)、实体(substance)等,还对中国古代思想借以西学的“本体”,“本然”、“本根”和“本性”等概念来剖析。我不评论这样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如何,单就阅读感受来说,其论述对象似乎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相距较远。

  另一则是《文汇读书周报》记者对英文版《文史哲》主编金久超的采访,他提出办刊主旨是“让世界用最顺的方式读我们”。这篇采访提到,该刊直接面对海外学者,起初阅读者只有十几个人,最多一篇阅读量也只有12人,但杂志仍然明确要花大力气抓好翻译质量,深入易懂地讲解中华文化的密码,力争用五年时间使英文版进入SSCI。在该刊编辑部主任撰写的文章中还透露,最初方案是由作者本人推荐人选来翻译各自文章,结果这个译本在审订中全军覆没。此后又请山东大学翻译系的老师们重新进行翻译,结果仍然有半数左右的译本无法采用,不得不再度调整选择译者的方案。后来选择以海外汉学研究者或是在海外接受完整硕博士连读教育的译者加盟,这才取得“切合英文世界的学术及语言实际”的翻译效果。

  我觉得金主编讲得非常好,“让世界用最顺的方式读我们”。我理解这“最顺的方式”应该包括“母语文本”与“翻译通达”两个方面。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以及各种报刊书籍还有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传播西学。严复翻译了十余部西方经典名著,在翻译理论方面,他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系统标准,一个多世纪以来仍然是翻译界公认的最佳指标。如今要对外传播,翻译通达是一个方面,但母语写作也非常重要。我想说的是,不同语言与文化理解导致不同的修辞与表达方式,硬要全盘套用西学方法与文本结构,终究是会间离母语的顺畅传达,尤其是囫囵吞枣搬用的西学概念或是生硬套来的翻译句式,想“以西化中”结果并非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并没有固化模式,一切还都取决于“最顺的方式”。

  话说回来,当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不可避免的处在全球化语境当中,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必然涉及对传统艺术和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性”阐释。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利用好西方理论,强调自身的学术话语权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也是新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下我们面临的双重挑战,过分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片面性。那么,如何达到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我觉得关键还在于两点论,既要坚持当代眼光,又要站稳中国立场。尤其是“中国立场”,这是力求稳固有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话语立场和阐释地位,保持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这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当代性”阐释应予明确的指向。进言之,就是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所蕴含的“艺术精神”与当代艺术实践相结合,突出“中国立场”,秉持中国气派、彰显中国特色,这必将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之路。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项目,这项成果何时正式出版。

  夏燕靖:前面已谈过的关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话题,应该说都是这部书涉及的主要内容。当然,需要再强调的一点是,针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有着古今贯通的认识意义,既是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传统继承,又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提供充分的本土资源,以奠定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基础。许倬云在《历史分光镜》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表示历史学的功能是将历史解析为各种因缘线索及演变过程”。那么,借其论点来说,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同样存在着“各种因缘线索及演变过程”。条分缕析之后,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理论认识,不能说给出精确的答案,但从中可以读到古典艺术理论的许多原典在当代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因而,这部书力求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进行系统挖掘、整理和建构,以期达到“古为今用”。

  全书由“绪论”、“十一个篇章”、“结语”和“四个附件”部分构成,字数为百万余字。其论述基本思路,力求以“论”的综合视角来探索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横向联系。也就是说,从思想、论点、范畴等方面入手,不只限于考据,而是进行义理阐释,借助假设、求证,进而梳理其理论逻辑的内在联系。进言之,建构一种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归纳并总结符合各种理论关系的定律,解释定律和连接定律,这是理论体系的内核。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对所阐述的理论问题及构成论点的逻辑关系进行互证,使之成为有机的理论体系。全书十一个篇章为:第一章“发生与延传: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生成观”;第二章“文与道: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本体观”;第三章“言志与缘情: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精神观”;第四章“意象与意境: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美学观”;第五章“雅俗对立: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雅俗观”;第六章“器以载道: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物化观”;第七章“以技入道: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表演观”;第八章“鉴赏与品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批评观”;第九章“‘心观’的追求: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接受观”;第十章“‘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空间观”;第十一章“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义疏与‘当代性’释义”。

  总之,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置于学术史脉络进行观照,通过考察与梳理古典文献资源,在承继传统治学方法的同时,应时转入到学术理论的建构上来,这本身就透露出其理论建构的诉求。学术目标的转换,意味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成为学术史研究对象的具有可能性,这是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寻找一条新的学术史路径。该书将以多卷本著作形式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为指定出版单位,明年4月出书。